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名优秀党员、年轻的革命活动家童长荣，是安庆学生运动的组织者、中共东京特支领导人，领导了当时的革命运动，他还是“左联”的一位发起人、历任中共上海市沪中区委书记、河南省委书记、天津市委书记、大连市委书记、东满特委书记，他创建了东满游击队和游击根据地，在领导东满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中，英勇不屈，把鲜血洒在了祖国东北边疆的长白山麓。

踏上革命道路

童长荣同志，字灿华，又名张长荣、张树华等。1907年11月，出生在安徽省枞阳县枞阳镇一个贫苦的家庭。其父是当地要家药铺的店员，由于贫困和疾病的折磨，在童长荣出世前两个多月就去世了。其母吴氏靠给人家浆洗裁缝等辛勤劳动挣点钱，维持孤儿寡母的苦难生活。童长荣刚满六岁，母亲就把他送进私塾读书，不久转入小学。母亲对他寄托着殷切的期望。

社会的黑暗与家庭的困境，促使年幼的长荣发奋读书。他聪明好学，成绩超众，博得了师生的喜爱。

他读完私垫，又念完小学，于1921年考进了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离开家乡到安庆读书。时值“五四”爱国运动深入发展，宣传马列主义的书刊在安庆传播。他获之如宝，如饥似渴地阅读，深感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有了希望。因受马列主义和青年运动的影响，他的思想觉悟得到了提高，同思想先进的学生走向社会，积极宣传马列主义。不久，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安庆成立，他是最早参加者之一。之后，在党的领导教育和先进思想的影响下，他踏上了革命的道路。

参加学生运动

1921年夏天，安庆爆发了反对军阀当局削减教育经费的学生运动，同时进行了推翻省议会和驱逐省长李兆珍的斗争。童长荣同志勇敢地参加了这场斗争，经受了一次锻炼和考验。

1923年春天，安庆一中和法政专科学校的教职员，相继去省教育厅和省长公署要求发放欠薪，遭到了省长吕调元卫队的辱打，激起了群众的义愤。 童长荣和王步文等出面，以“安徽学生联合会”的名义，发表宣言，呼吁全省学生一致声援，并成立了“安庆各校教职员索薪后援会”，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倒吕运动。 吕调元惟恐事态扩大，只好接受群众的要求，赔礼道歉，发放欠薪。 斗争获得了胜利。

这年秋天，在全国人民掀起声势浩大的反对“曹锟贿选”的群众斗争中，安庆学生和各界人士六千多人集会游行，反对省议员的贿选活动，呼号声震天动地。10月10日童长荣斗志昂扬，率领学生先后包围并捣毁了当地官僚吕仰南、彭昌福、张伯衍尧何雯的住宅。官僚们闻风丧胆，勾结军阀封闭“学联”，并对童长荣等人进行通缉。童长荣等学生被迫转移到上海，组织“安徽流亡学生反对贿选团”，创办并出版《黎明周报》，揭露和抨击反动派的罪行，坚持进行反对“曹锟贿选”的斗争。

当年11月，曹锟下台，解除了对童长荣的通缉。1925年春天，他从上海回到安庆。不久，帝国主义者在上海制造了“五卅”惨案。童长荣当即组织安庆学生罢课示威，声援上海工人的反帝爱国斗争。他奔走呼号，到处宣讲，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动员群众团结起来，坚持斗争，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

留学日本东京

1925年夏天，童长荣和王步文、余大化、王树生、邓汉生东渡日本，考入东京帝国大学预科第一高等学校。他在留日期间，刻苦攻读，努力提高科学文化水平，掌握救国救民的本领。 同时，认真钻研马列主义，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在党的领导下，他在留日学生和华侨中争取团结左派进步力量，参加“社会科学研究会”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形势的宣传教育工作，积极开展反帝爱国活动。九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春，童长荣成为中共东京特支负责人之一。 时值国内革命阵营中反动的“戴季陶主义”喧嚣一时。在日本留学生中的国民党右派分子遥相呼应，公然宣布他们接受“西山会议派”的领导，公开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中国共产党。 面对这种形势，童长荣领导东京特支全体共产党员和留日爱国学生，紧密团结国民党左派力量，同右派势力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通电广州的革命政府，坚决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揭露“戴季陶主义”的反革命实质，大力宣传党的主张。 1926年冬，蒋介石积极准备背叛革命事业，指令戴季陶出使日本密谋。中共东京特支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决定通过各种形式来揭露和抨击蒋介石勾结日帝的阴谋。当戴季陶在东京露面的时候，当场遭到留日爱国学生和旅日华侨的愤怒斥责，使其不得不匆忙地逃窜回国，反革命阴谋活动未能得逞。童长荣在这次斗争中，奔波于留日学生和旅日华侨之中，带头呼喊口号，彻夜不眠地拟定宣言，刻写钢板、散发传单、张帖标语，表现了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革命气概。因此，一些反动分子对他施以恐吓或利诱。 对此，他无所畏惧，毫不动摇。也有人劝他，留学在外，机会难得，多学点真才实学要紧，少参与那些担风险的活动为妙。对一些好心人的劝说，他总是以热情的态度同他们讲道理。他认为，要想救国救民，必须具有真才实学，掌握实际本领。但是，在国家民族没有获得独立自主的情况下，一个人就是有天大的才能也是无济于事的。只有中国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所学的本领才能发挥出光和热。他留学在外，深深地怀念着祖国和母亲。他在寄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无日不在想回去看看乡里的沧桑”，“乡里的兵匪之乱，怕还未平静罢，——这是不能平静的呵，在社会未变革，上下未颠倒以前。——这不独是中国，全世界都走到…… ‘大劫’的关头，但也是黑暗和光明的天晓。”“日本近日全国捕去 3 千多革命者，但是劳农的反抗也就随着更加高涨起来，压不下去的。”“我在求学之时，听到或看到这些事情，就常常不禁浩叹!”长荣同志深切地意识到，要想拯救千千万万个母亲，必须首先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因此，追求国家与民族解放的愿望促使他专心致志、发奋图强，对革命充满了美好的向往和无穷的力量。

1927年，中共东京特别支部领导人奉调回国，领导特支的重担全落在童长荣的肩上。1928年5月初，日本侵略军在济南开枪打死打伤中国军民数千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 留日学生和旅日华侨闻讯后义愤填膺。长荣同志领导爱国志士组织“中国留日各界反日出兵大同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日斗争。他们一面向日本反动当局提出强烈抗议，一面联合日本的进步力量，争取国际友人的声援。同时，组织“留日学生归国团”，准备沿途进行宣传鼓动，呼吁国人团结对敌。 对此，中国和日本的反动当局恨之入骨。 中国反动当局取消了童长荣的留学公费，妄图从经济上迫使他屈服。日本反动当局竟采取法西斯手段，把他逮捕送进监狱，施以严刑拷打。童长荣坚贞不屈，保守了党的机密，鼓舞了狱中的战友。他顽强的斗争，使反动当局毫无所获，两个月后，只能无理地将他驱逐出境。

坚持白区工作

1928 年秋，童长荣愤然回国，在上海等地继续坚持白区的革命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一些左翼文艺工作者从革命斗争前线集聚到上海。他们为了继续进行战斗，陆续组织了一些社团，并在1930年3月组成了“左联”。“左联”从它成立那天开始，就同国民党反动派以及文化、文艺方面的各种反动势力作坚决的斗争。童长荣当时在党内担任比较重要的职务，是一个有很好的文学素养的青年作家，原来在太阳社，后来参加了“左联”，是左联的发起人之一。他写过一些散文、短篇小说和诗，用笔名发表在太阳社的刊物上。童长荣在上海期间，曾任中共上海市沪中区委宣传委员、区委书记。他虽然是个担任党内较重要职务的年青知识分子，但是，他从来不摆架子，作风朴实，深入群众，在群众中影响很好。“左联”刚成立，因为革命工作的需要，他离开了上海，担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他深入农村，广泛发动群众，迅速建立起河南农村革命根据地，9月，童长荣在河南郑州被捕，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之后，童长荣调往天津，于1930年12月接任天津市委书记。

1931年春，他接任中共大连市委书记。

大连，当年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统治森严的一个殖民地港口城市，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据点；同时，也是中共党组织在东北地区开展革命活动比较早、影响比较大的城市之一。童长荣不惧风险，深入到工厂、机关、学校和街道，出没于群众之中，积极发展党组织，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开展工人运动。在他的领导下，中共大连市委曾发动三泰油坊和三菱油坊的工人罢工斗争和组织“五二”、“五卅”群众集会，开展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等革命活动，激发并鼓舞了群众的革命热情，推动了工人运动。不久，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中共满洲省委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号召全党要站在抗日斗争的最前线，组织民众，抗日救国。满洲省委指派长荣同志到斗争比较尖锐、环境比较艰苦的东满地区担任中共东满特委书记，领导东满人民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当时，童长荣同志已身患严重的肺病，但是为了革命事业，他毫不顾及个人的生命，坚决服从党的调遣，欣然奔赴东满，投入新的战斗。

领导农民斗争

东满地区，早在1928年就有中共党的组织活动。东满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革命斗争风起云涌。1930年举行了“五卅”暴动；当年12月，为纪念广州起义三周年和反对日本增兵东满，举行了一千五百多人参加的游行示威。1931 年秋，东满在延吉、和龙、汪清、珲春等地的农民，在中共东满特委领导下，开展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争取实现“三七”、“四六”减租法的斗争。各地农民在斗争中互相支援，涌现出上百人、上千人的农民队伍。特别是延吉县，农民运动最激烈。当时敌人的《间岛日报》也不得不承认，延吉县农民参加反对剥削压迫的减租减息斗争总人数达万人以上。愤怒的农民群众抬着在秋收斗争中被日本帝国主义及反动派杀害的农民尸体，到延吉县局子街示威游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夺回被地主抢去的粮食。革命的群众运动，打击了敌人，教育了人民。群众认识到只有起来斗争才能获得自身的解放。

在这种形势下，童长荣同志于1931年11 月来到了东满。他接任东满特委书记时期，东满特委下辖延吉、珲春、和龙、汪清等县委，党员达一千多人。

1932年初，中共中央出版的《红旗报》上发表了周恩来以“伍豪”笔名写的文章《用民族革命战争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提出要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当时，中共中央驻满洲省委代表兼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认真贯彻这一精神，指示各地党组织创建在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红色抗日游击队。

长荣同志遵照党的指示，为创建抗日武装队伍，开展抗日游击斗争，深入基层，进一步发动群众，并在1932 年春，开展了规模更大的“春荒斗争”。这次斗争开始在延吉县的依兰区。依兰区各村四千多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手持棍棒长矛，高呼革命口号，撒传单，贴标语，浩浩荡荡地闯进恶霸地主大院，打开粮仓，夺回粮食，捣毁日帝走狗特务机关，清算走狗财物，斗争恶霸地主。其革命斗争声势如同燎原之火，迅速燃遍东满各县。中共东满特委为了充分发动群众，激发群众的政治觉悟，在这次斗争中提出了“向地主借粮度荒”、“反对日军出兵东北”、“清算走狗”、“夺取敌人的武器，开展武装斗争”等政治口号，把农民运动引向深入。在这次斗争中，人民群众进一步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自卫性的民众武装组织涌现出来，为中共党组织在东满地区创建抗日游击队奠定了基础。

创建抗日武装

童长荣虽然身患重病，但是被革命的大好形势所鼓舞，经常奔走在延吉、和龙、珲春、汪清各县，一方面深入发动群众，整建地方革命组织；一方面着手组建中共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队伍。这样，“赤卫队”、“别动队”、“突击队”等半军事性的民众武装组织在革命斗争中纷纷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东满四县相继创建了抗日游击队和游击根据地。

创建游击队，单凭手里的原始棍棒和大刀长矛，是对付不了具有现代装备的敌人的，必须掌握必要的武器。武器从哪里来，童长荣同志深入到各县，召开党团员和民众积极分子会议，研究决定开展夺枪斗争来装备自己。于是，东满各县游击队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一场夺枪斗争。他们运用各种形式从日伪军手里夺，从恶霸地主手里夺。许多有趣的巧夺枪支的故事，至今还在民众中传说。此外，还通过募捐购买和动手制作武器弹药。闻名当时的“延吉炸弹”，就是当地群众自己研究制作的。

为了适应革命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1933 年1 月，中共东满特委根据满洲省委的指示，整编了延吉、珲春、和龙、汪清四县的游击队，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东满游击队。

游击队和游击区的创建和发展，严重威胁了日伪的统治，敌人为了消除“心腹之患”，于1933年春季疯狂地向各游击区进行大“讨伐”。游击区军民在中共东满特委的领导下，团结各族人民，联合各抗日武装，给敌人以迎头痛击，粉碎了敌人的大“讨伐”。这期间，战斗达六十多次。仅在汪清一地就歼敌三百余名，缴获长短枪二百五十多支。此外，在延吉、和龙、珲春等县的游击队，也都获得反“讨伐”斗争的胜利。各县游击队和游击区在战斗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壮大，到1933年底，东满游击队迅速发展到七百多人，游击区域也发展到东满四县的农村和山区。这时，比较固定的游击根据地有：延吉县的湾湾沟、八道沟、三道沟、老头沟、依兰沟；汪清县的荒沟、大小汪清、大甸子、嘎呀河；珲春县的荒沟、烟筒砬子；和龙县的渔郎村。游击根据地的总人口约有两万。游击区和根据地人民在东满特委领导下，成立了反帝同盟、农民协会和互济会等革命群众团体，并先后成立了苏维埃政权。游击区和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形势蓬勃发展，从人力和物力上支援了游击队。东满游击队有了比较牢靠的依托。

在童长荣和中共东满特委领导下，东满游击队坚持以抗日救国为宗旨，军纪严明，作战英勇，获得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成为威震东满的抗日武装力量的核心，成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后改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的前身；东满游击根据地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白山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重要部分。

为了保证党对游击队的领导，童长荣尤其重视中共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积极发展党团员，不断地壮大党团队伍，到1933 年底，党团员占游击队员的百分之八十。游击大队设有党委会，中队设有党支部，小队设有党小组。大队和中队还设有政治委员。这样，就便于党团组织在游击队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保证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保证各项战斗任务的胜利完成。

为了提高党团员的阶级觉悟和政治思想水平，发挥党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童长荣经常深入到党团员和群众积极分子当中，与他们亲切交谈，作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他还经常利用休息时间撰写文稿，讲解党的基本知识，宣传革命道理，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他曾针对东满党内出现的脱离群众、损害群众利益等现象撰写文章，在中共东满特委机关刊物《两条战线》上发表评论，尖锐地指出：“‘亡命者’这是东满的特殊名词，这是党脱离群众的明显的事实（记号）。‘亡命者’所到之处，不仅白白的吃着饭，说着空话，甚至用互济的名义，从群众手中拿出粮食来养活自己的家人……在党内存在‘亡命者’，不可能团结群众。我们一定要根除‘亡命者’这种现象。每个党员投入到生产中去，参加劳动……随时随地和群众一起生活，一起工作，置于群众之中。要熟悉群众的一切情况，熟悉群众的痛苦和情绪，要把群众团结起来，并学会领导群众……”他经常利用《两条战线》发表一些有关思想建设性的文章，对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东满，是我国朝鲜族聚居的地区。东满游击队大部分指战员是朝鲜族同志。为了便于开展工作，童长荣虚心学习朝族语言，尊重朝族的风俗习惯，同朝族战友同甘共苦，并肩战斗，受到了朝族群众的喜爱和拥护。他经常给农村夜校讲革命斗争道理，讲政治，讲军事，讲文化。有时同天真活泼的少年儿童一起玩乐，给他们讲革命斗争故事，教他们识字、唱歌、跳舞、给战士们表演文娱节目，孩子们都很喜欢他。

童长荣虽然身体很不好，但常常废寝忘食地工作或战斗。每到宿营地，战友们都开始休息了，而他，消瘦的面孔上戴着一副近视眼镜，身披旧大衣，或者与战友们促膝谈心，讨论安排工作，布置战斗任务；或者阅读文件，思考撰写文稿。有时守着一盏小油灯或者一盆炭火，一坐就是大半夜，甚至彻夜不眠。有时他太疲劳了，就轻轻地走到外面，同哨兵唠几句，问寒问暖；或者抓把雪擦擦脸，回到屋内继续工作。有时他剧烈地咳嗽声震醒了睡梦中的战友，发现他把身披的大衣盖在体弱生病的战友身上，感动得战友们含着热泪心疼地说：“老张（他在东满的代号），你怎么就是不顾自己的身体呀!”

据当年和童长荣并肩战斗的一位革命老战士回忆：童长荣同志经常讲到：“共产党人要时刻想着百姓，想着工人、农民、士兵、学生，想他们住的、穿的，连他们娶妻生子、吃盐烧柴的事，也要想到，然后才能想到我们自己。”还经常讲：“对于我们共产党员来说，不死，革命工作就算没完。死了之后，也要给后代留下一条往前走的路。”

身患重病的童长荣同志，为了党的革命事业，战斗在风雪严寒的东满山区，艰苦奋斗，呕心沥血。他一心为群众，一心为革命，体现了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

童长荣同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各族军民，为创建东满游击队和游击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

总结经验教训

当东满游击队和游击区成长壮大的时期，受当时“左”倾路线的影响，年青的童长荣和中共东满特委，在斗争比较尖锐复杂的东满地区，也曾执行了“左”的政策。在“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亡的时期，他们忽略了具体的阶级分析，提出了“反对一切地主资产阶级，没收其一切财产”等“左”的口号，建立了不适当的“苏维埃”，恶化了抗日游击队与其他抗日武装的关系。有的甚至提出了“反动群众”、“两面群众”等错误论调，放弃了争取白区群众工作和统战工作。尤其是在肃清奸细和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给东满游击队和游击区造成了比较严重的损失。

在这关键时刻，中共中央在1933 年1 月26 日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即“一二六”指示信，于一九三三年春传到了东满。“一二六”指示信比较正确地分析了满洲当时的形势，提出了党在组织和领导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规定了党在满洲的战斗任务。指出：“因为日本侵略军的民族压迫，及广大群众政治经济地位的日益恶化，于是不仅满洲的工人农民苦力小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学生、城市贫民）对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表示极端敌视，而且有一部分的有产阶级直到现在对侵略者抱敌视态度，因为它是他们的利益的竞争者。正因此，日本帝国主义所谓满洲国，直到现在还未能造下坚固的社会靠山。而且，虽然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组织十分薄弱，但满洲的游击运动，却逐渐更多带着群众的性质。”这便指出了在满洲建立广泛的反日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因此，提出了党在满洲群众运动发展的现阶段上的总策略方针是：“一方面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 虽然是不可靠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另一方面，准备进一步的阶级分化及统一战线内部阶级斗争的基础，准备满洲苏维埃革命的前途。”这里，提出了统一战线的策略，并强调了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这对当时东北游击运动的新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中央“一二六”指示信精神，检查了满洲党“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遵照中央指示信中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提出党在满洲的基本任务是：“执行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夺取和巩固在反日游击运动和整个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指示“满洲党的每个组织和每个党员，都必须提出哪些是群众最感奋，和在各地都能动员广大群众起来斗争的口号，并把他们日常部分要求和斗争与我们党总的政治任务和武装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联系起来。”

童长荣带领东满特委认真学习领会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精神，深入到汪清、延吉、珲春、和龙等县委，相继召开会议进行传达贯彻，批判“左”倾错误，改苏维埃政府为人民革命政府，用“没收日寇走狗卖国贼的土地、财产”的政策，代替了“没收一切地主资产阶级财产”的政策，改善游击队与其他抗日部队的关系。童长荣还在《两条战线》发表他亲自撰写的文章，宣传党的指示精神，阐明党的政策，总结经验教训，为扭转错误倾向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如他在《两条战钱》第十四期关于《对地主资产阶级的策略》一文中写道：“关于对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策略问题，决不是让我们同地主、资产阶级妥协；而是要求我们……在他们不反对群众运动自由发展的条件下，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同他们在暂时的反日战线上可以联合……共产党在反日运动中的中心任务；就在于反对地主、资产阶级欺骗性的领导，争取无产阶级独立性的领导权；这是决定反日运动胜败的钥匙。”

他在《两条战线》第十二期撰文批判了“反动群众”、“两面群众”等错误论调；他阐明：“帝国主义者不可能收买全部工人、农民”，即使“少数被欺骗收买的群众，也不可能长期忍受苛捐杂税、高利贷及一切殖民剥削”。他概括了反动阶级的思想是：“盼明天日本来讨伐，才能保护自己财产”。而农民想的是：“什么时候革命成功，早成功，我们才能早解放”。他指出，这是两种尖锐对立的思想。给群众戴上“反动”、“两面派”、“落后”等大帽子，实质是不相信群众，害怕群众，分裂群众，脱离群众，不做群众工作的表现。

童长荣在《两条战线》第十三期撰文对当时在肃清奸细和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所出现的扩大化的倾向，进行了比较认真严肃的批判。同时，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并注意在斗争中予以纠正。

运用攻心战术

据东北抗联的一位领导人李延禄同志回忆说：童长荣到东北以后改了名字，我们都叫他“老张”，知道他叫童长荣的很少……他是一位很好的同志，虽然他是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是作家，但是他没有架子，政策水平很高，同士兵和群众同甘共苦。他的体质很弱，但党性很强，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尤其是对敌伪军的政治斗争方面……有件事我记得很清楚，抗联初期，我们做一些对日军的宣传工作，当时写在墙上的大标语有“彻底歼灭法西斯日寇”这样的口号。童长荣同大家商量说，应该把法西斯政府与被迫出来打仗的日本士兵区别开来。于是他亲自用日文写了许多颜色不同的小纸条，上面写着：“你记得离家的时候你母亲的眼泪吗？”“你记得在车站和码头送别的时候你妻子的眼泪吗？”“你们的母亲和孩子天天在家盼望你们活着回去！”“日本帝国主义是中日劳动人民的共同敌人!”“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阀财阀!”等等。这些日文传单和标语，都经过苏区的少先队和妇女抗日宣传队、自卫队贴在日伪军进出的必经的电线杆子上、树木上，有的用石头压在路口上，弄得到处都是。童长荣同志常说，一般的日本士兵多半是从农民、工人中征集来的，他们也都是受迫害者，对他们要攻心，谩骂没有用，反而会激起他们的反感。他给部队规定一条纪律，那就是只要敌人缴枪，我们就优待。

童长荣这种生动具体的政治工作，在当时日伪军中发生了良好的反响。1933 年3月，童长荣亲自部署并指挥的汪清县马村战斗胜利结束后，战士们清理战场的时候，发现了一辆发动机被破坏了的日军汽车停放在松林里，离松林不远的嘎呀河边有一具日本士兵尸体。离这具尸体不远的地方，有一块石头压着一张纸条，上面用日文写道：
亲爱的中国游击队同志们：

我看到你们分撒在山沟里的宣传品，知道你们是共产党的游击队。你们是爱国主义者，也是国际主义者。我很想和你们会面，同去打倒共同的敌人，但我被法西斯野兽们包围着，走投无路。我决心自杀了……请你们对准日本法西斯军射击。我虽身死，但革命精神长存。祝神圣的共产主义事业早日成功!

关东军间岛日本辎重队 共产党员 伊田助男
1933 年3月30日

伊田助男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精神和勇气，是和我们中共党组织与童长荣政治工作的影响分不开的。

血洒东满山区

1933 年春天，童长荣为了传达贯彻中共中央指示信的精神，率部来到汪清县马村。正当他召开军民会议的时候，突然发现日军讨伐队包围上来，情况危急。他沉着、机智、勇敢地指挥部队给敌人以迎头痛击，随即率军民迅速转移。敌人进村子里扑了个空，气急败坏地放火烧了全村的房屋。童长荣在掩护军民转移的战斗中，胳臂受了伤，鲜血染红了衣服。当敌人“讨伐”过后，同志们都劝他回密营地休养治疗。童长荣遥望燃烧着的村舍沉重地说：“群众的房屋被烧毁了，群众是为了支援游击队，为了抗日落得无家可归的，我们如果丢下不管，不关心群众的疾苦，今后还会有谁能够相信我们呢？没有群众的支持，我们又怎样能够生存和斗争下去呢!”说完，他立即率部队回到村里，安慰群众，帮助群众重建家园。

在艰苦的环境里，童长荣的疾病，长期得不到医治和休养，身体日渐衰弱。由于过度劳累，他有时大口地吐血，昏而复苏。由于病情不断恶化，造成局部神经障碍，时而出现半身不遂状态。同志们见他这样，都心如刀割，一再劝他注意休息。他总是亲切地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只要有口气，就要坚持斗争，直到最后胜利。”

1933 年夏天，童长荣支撑着病弱的身体，顶风冒雨，跋山涉水，冲越道道险关，以日行一百二十里的急行军速度来到汪清县草帽顶子附近的托盘沟，召开会议，传达党的指示，讨论部署新的任务。会议一直开到深夜，与会的同志都被他的革命精神所鼓舞，没有感到疲劳。当会议就要结束的时候，遭到敌人突然袭击。长荣同志奋勇当先，冒着枪林弹雨，率众冲出包围，他再次负伤。为了尽快地把党的指示传达贯彻下去，他忍受着剧烈伤痛，强撑着身体，奔向另一个村落，去参加预定的会议。

年轻的童长荣，在尖锐复杂、艰难曲折的革命斗争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坚决执行党的路线，他热爱人民，热爱党，是一名忠诚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1934年3月21 日，由于敌人大肆“讨伐”，童长荣同志率领部分战士和群众转移到汪清县十里坪一带。他见到一位妇女生下孩子没有包布，便脱下衣服送给了她。这位产妇就是当年汪清县委书记宋一的爱人，她生的是双胞胎。童长荣将他的衣服拆成两块，各给一个孩子包上一块。为此，群众亲切地把这两个孩子的名字称作“小布衫”。由于敌人跟踪追击，部队连续转移不得休息。身患重病又连负重伤的童长荣，身体已经非常虚弱。同志们都为他担心，特意为他煮了碗蘑菇汤，劝他趁热喝下。他接到手中，高兴地说：“多好的味道呀! 谢谢同志们!”随即送到那位产妇面前，要她趁热喝下，并亲切地安慰她不要怕，有同志们保护着。那位产妇顿时泪水滚滚，周围的战士、群众见到这种情形眼睛都湿润了。

就在这天，敌人拉网搜山。当童长荣和部队转移到十里坪庙沟一带时，被敌人包围了，情况非常危急。童长荣由于身体极度虚弱，头上豆大的汗珠往下滚，面色苍白。身边的战士见他要昏倒，赶忙上前搀扶。他猛然想到身边的战士和群众，咬紧牙关，稳住了神，凭着全身最后一点气力，手持短枪，命令所有人员立刻突围。身边的战士，群众都要背着他一起突围。他严警地巡视了一下周围，非常吃力地、以沙哑地声音命令道：”同志们，不要顾我，为了消灭敌人，解放全中国，你们赶快冲出去! 冲出去!”……，在遭到敌人围困的生死关头，童长荣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了自己，表现出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在战友和群众突出包围后，童长荣在汪清县妇女委员崔今淑的搀扶下，以无比坚强的毅力，英勇顽强地战斗着。突然，敌人的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腹部，他慢慢地倒了下去，年仅二十七岁。

英雄的童长荣，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英勇地牺牲在东满的土地上。他虽然在世只度过二十七个春秋，但却是光辉战斗的一生。童长荣是抗日战争中为国献身的中共高级将领，他用鲜血和生命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写下了气壮山河的瑰丽篇章。他是枞阳人民的骄傲，他的不朽业绩永远载入了吉林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册，也永远载入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史册，永远为人民歌颂和怀念。

后记

新中国成立后，东北人民为了永远纪念童长荣，将他的照片和英雄事迹，陈列在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他生前从事过革命活动的安徽、辽宁、吉林、上海、河南、天津等地，也都以各种形式纪念他的光辉业绩。

1986年2月，吉林省汪清县将东光镇十里坪村更名为长荣村。2010 年间，中共汪清县委、县人民政府投资30 万元修建了童长荣烈士陵园，并于2011年6月27 日隆重举行了竣工典礼，童长荣的养女童承英带着外孙千里迢迢到烈士陵园，拜祭了他们从未谋面的父亲和外公。

1998 年8 月，中共大连市委、市政府在大连英雄纪念公园内为童长荣等37 位烈士塑像，纪念他们为争取民族解放事业英勇战斗的革命精神。童长荣等烈士的塑像依次竖立在公园一侧，塑像后面簇拥着苍松翠柏。该公园被中共大连市委、市政府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014年9月1日，童长荣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 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2015 年9 月3 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 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童长荣的养女童承英作为烈士子女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的抗战老兵乘车方队，接受了习近平总书记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